让世界变平的东西也在让世界变崎岖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5年大声喊出“世界是平的”。虽然全球化这辆推动机不是从2005年才开始启动的,但是,是弗里德曼让它深入人心。互联网、外包、供应链等因素让全球化势不可挡。赢家们是如此兴高采烈,那些抱怨的声音一时被忽视。一直到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全民公投脱欧这两件事情,才让全球化的拥趸们开始发现,原来有大量的人并不赞同他们的想法。 从数字上来看,全球化的确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比如,联合国雄心勃勃的千年发展目标提出,要在2015年前把世界极端贫穷人口率减少一半。这个目标,提前了5年,在2010年就已经完成。世界银行在2015年乐观地估计,极端贫穷人口的比例,可以降低到10%以下。 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好,对于全世界的最大多数人是如此,对于极少数的精英人士也是如此。后者的代表就是被讥讽为“达沃斯人”的全球精英,看一眼每年的财富排行榜,就能发现他们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但是,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全球化输家,这些输家主要是传统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全球化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回报给他们低价的产品和廉价的信贷。后者还曾在2008年时导致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交易时,就在原本推动全球化的国家里,引发了反全球化浪潮。 于是,从2016年开始,西方世界的学者和记者们,就处于一种对现实的再发现状态。他们开始认真对待那些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败者,那些失去工作的制造业工人、居无定所的租房者、生活在破败社区的居民……简世勋的《世界不是平的》就是这种声音的一部分。从这个被翻译过来的书名就能看出,他对全球化没有那么乐观。 今天对于反全球化力量的主流解释是,全球化创造出的利益在一些国家内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不断扩大。简单来说,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商业精英们可以从把制造外包到亚洲国家中获益,但是原本的中产阶层却失去了工作。这些国家放弃了制造业,转向更高端的金融业和科技互联网行业。后两个行业虽然收益惊人,但却并不能创造出制造业那么多的工作机会。渐渐地,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开始变成全球化的反对者。 除了这个解释之外,简世勋还给出了全球化要面对的三个更深层次的挑战。这三个挑战,在过去都是全球化的推动因素。它们分别是:移民、科技和资本。 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也是世界变平的象征。欧盟的《申根协定》,就允许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但是,叙利亚难民却对人口的自由流动观念形成了挑战。动乱让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选择到其他国家。很多人会先选择到土耳其和黎巴嫩,然后再进入欧盟国家。 2015年底,有大约85万寻求庇护者在排队申请进入欧盟。到了欧盟国家之后,他们会更倾向于去德国和瑞典,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欧盟中也算非常富裕,而且,在开始时对难民态度更加友善。但是,不断增加的移民,以及这些国家随之增加的内部成本,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简世勋说,这还只是开始。21世纪更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会是非洲国家人口向西方的大规模流动。比如他就认为,拥有超过1.8亿人口的尼日利亚完全可能成为非洲的叙利亚,大量人民或是迫于无奈,或是要追求更好的机会,可能会离开自己的国家。 非洲和欧亚国家之间人口结构的不平衡、人均收入的增长让人们可以负担起旅行成本、交通和通信状况的改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突然爆发的国内冲突,都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全世界可能面对着新的移民浪潮的挑战。 然后是技术的挑战。技术对全球化的挑战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今天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的,互联网也在助长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言论。互联网让极端的言论更容易得到传播,也让人更容易沉浸在自己观念的回音壁中。它还给那些大胆和偏执的领导者提供了扬声器,比如特朗普就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推特。 另一方面,当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有可能会摧毁掉全球供应链。比如,制造业不再需要外包,它完全可以在本土由机器人和先进制造完成。这之后,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会极大降低。 第三个挑战是金融的挑战。简单而言就是,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会采用一种“以邻为壑”的方式来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对于单个国家而言,增发货币和降低利率,是经济不好时的典型应对。但是,一国货币的贬值,对于另一个国家而言就是货币的增值。 简世勋举例说,2012年到2014年的日元大幅下跌,可能对日本经济增长有好处,但是,与之相伴的是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增长。欧元的大幅下跌,伴随的是美元的走强,而美元的走强又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他说:“当每个国家都试图从不景气的全球经济大蛋糕中分走更大的份额时,货币政策越来越可能沦为以邻为壑的工具。”于是,各国央行都努力让本国的货币贬值。而持续的低利率导致的结果是资本配置的不当,它会让那些原本不需要钱的大公司借钱去进行低效率的扩张,也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因为当低利率造成的通货膨胀在掠夺所有人时,那些有能力利用好大规模资本的人,却获得了更高的收益。 全球化的三个核心动力,也就是人力、技术和资本的流动,反而可能成为全球化新的挑战。大规模移民的压力可能让原本开放的国家倾向于封闭边境,先进制造业技术可能摧毁原本环环相扣的全球供应链,各个国家在经济不景气时倾向于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 简世勋只是提出了问题,他并没有能够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应对他提到的任何一个挑战,都已经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解决全球化遇到的问题,需要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治理。而目前的全球化治理机构,表现得其实都不尽如人意。 他必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在这本书结束时,他虚构了伊万卡·特朗普在2044年的竞选演讲。演讲强调美国边境不可逾越、强调要大力投资于武器技术、骄傲地捍卫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并且宣布要以“光荣地孤立”为荣。这篇演讲的内容作为虚构引人入胜,但如果真的变成现实,就不那么美好了。

垃圾分类、5G、“国六”、城市更新的经济账

去年8月,华强北重金打造的商业街开放,原来的车行道被整齐美观的步行街替代,一条号称“全国最长地铁商业街”扭转了旧工业区遗迹的糟糕形象。这是深圳市近年城市更新的主要项目。 如今华强北步行街上,令人厌恶的拖车声少了,人流、嘈杂声以及月入过万的职业乞丐也少了。但是,华丽、大气却隐藏不住这条“中国电子第一街”寒意。 从2002年至2007年,华强北借助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功能手机、MP3MP4、电子游戏机,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 2007年,苹果发售第一代iPhone手机,人类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华强北浪潮再起。 但是,次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电子加工遭遇重创、出口断崖。 2009年1月7日,中国提前一年发放3G牌照,期望3G成为抗击经济危机的一支“骑兵”。 在智能手机和4G的刺激下,华强北掀起了一拨又一拨电子浪潮,进入了“狂野时代”。 那些年,全球电子商家及贸易商云集此地,整条电子街生意火爆、热闹非凡、拥挤不堪。受摩尔定律驱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快速更新换代,芯片、电路板、二极管等零配件,以及手机壳、保护膜、充电宝等互补品规模快速膨胀。 这股洪流创造了一个属于中国电子市场的创富奇迹。中国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赚得不如一个卖手机壳的多;华为工程师不如手机贴膜商赚得多;深圳白领收入不如华强北职业乞丐收入高。 2013年,国际电子市场出现波动,外贸形势严峻。同时,因深圳地铁七号线建设,封锁了华强北部分道路,电子街市场承受巨大压力。 但是,修筑地铁的围栏,挡不住时代的浪潮和华强北的好运。 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乘胜追击,发放4G牌照。 4G时代彻底释放了智能手机的能量,“下沉市场”崛起,华强北、互联网巨头分享了巨大的移动互联网红利。 此后,小米、华为、OPPO、vivo为代表的国产手机、无人机、LED、机器人、虚拟现实、新型可穿戴设备、比特币矿机、直播设备等再起涟漪。 虎牙、斗鱼、熊猫、快手、抖音都是4G之后涌现的“下沉市场”,他们加快了手机更新换代,给华强北带来不少拍照手机、智能麦克风、直播设备、外置音箱、镜头、屏幕等零配件销量。 但是,2017年全球手机销量进入拐点,首次下滑了100万台,报收14.72亿台;2018年下滑到14.049亿台。同时,比特币矿机、直播设备红利消失,无人机、机器人、虚拟现实尚未彻底爆发。 华强北电子市场寒意扑面而来,不少商家撤离,大量店铺空置,人气一落千丈,与崭新的地下街形成鲜明的反差。 所幸的是,5G来了。 华强北的商家们,都盼望着5G红利,能够拉动5G电子设备大更新,拯救低迷的电子市场。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再次提前发布通信牌照,中国正式进入5G时代。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产业经济贡献》,预计2020至2025年,我国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5G将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 这一次,华强北的好运能否延续?5G时代,能否再创3G、4G奇迹,肩负起稳增长、创巨富的奇迹? 从3G到5G,移动通信牌照一次又一次地扮演“救火队长”,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 与5G升级类似的是,汽车业也在推行新的技术标准。中国近年出台了“国六”标准(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同时大力鼓励新能源汽车。 不过,与5G技术升级备受期待不同,今年中国汽车业可谓“冰火两重天”:一边是汽车整体销量大幅度下滑,汽车驶入寒冬;一边是互联网、房地产等造车新势力大举进入新能源汽车。 汽车业的技术升级能否激发一拨市场红利? 与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升级类似的是,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工厂环保标准、城市美化标准。各大城市正在大搞城市更新项目,即将铺开“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制度。典型的案例是上海正在试点的垃圾分类,以及深圳的旧改与灯光秀。 近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制度性升级。 通信、汽车、能源、环保、城市、卫生、安全等领域的技术、产业、产品以及公共标准都大幅度提升。很多生意人都明显感觉到——以前能这样搞的,现在都不能搞了。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也经历了一次密集的制度性升级。产业、产品、技术标准得到提升,消费安全及福利大幅度增加。最典型的例子是汽车安全领域的召回制度以及食品农药残余标准。 如今,这场制度性升级意味着什么? 标准提升,带来的社会效益不可估量,但经济效益如何?能否在经济换档下行中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提升消费福利? 边际递增 V.S. 边际递减 标准升级能否推动边际曲线右移? 中国是全球少数在众多领域都有独立标准的国家。不过,在奶粉饮品、自来水、食品农药残留、石油柴油、汽车安全、移动通讯、气体排放、垃圾处理、驾考标准、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的技术及产品标准都有待提升。 中国制度性提升这些领域的标准,最大好处应该是提升了国民的消费安全及健康指数。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制度性升级可以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标准,增加产业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及技术换代,提高产品质量,增进消费体验,甚至引发一场高质量的消费革命。 制度性升级,是一次多维度的经济增长方式。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及变迁将技术成果巩固下来(制度变迁理论)。如产权制度保护专利鼓励创新,产业激励制度刺激新能源汽车发展。 中国这一次制度升级,可能是斯密式增长、凯恩斯式增长、索洛式增长、“诺斯式增长”(自定义)的结合体。但是,每一个领域,都有其不同的增长逻辑;侧重点不同,化解矛盾的方式不同,决定了增长速度的快慢。 下面对5G、新能源及“国六”、垃圾分类、城市更新,分别考察技术标准、产业标准(制度)、公共政策、经济政策(财政及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解析其中的增长逻辑。 5G:考察技术标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六:考察产业标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垃圾分类:考察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城市更新:考察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5G增长逻辑:斯密式增长+凯恩斯式增长+索洛式增长,以效率型增长为主 5G是斯密式增长、凯恩斯式增长、索洛式增长的合体,由技术创新驱动,前期政府投资拉动,后期消费市场刺激。 5G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标准,但也是一种产业标准。 这里主要考察技术标准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5G通讯技术标准的提升,可以大幅度地推动边际收益递减曲线右移。技术创新(革命)增长的逻辑如图——3G、4G和5G通信技术边际收益率曲线图(蓝色)。 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2009年3G技术投入商用后,行业收益率从高逐渐走低;紧接着,2014年4G投入商用,直接将通信及相关领域的边际收益率直线拉升;到2019年通信领域的边际收益率又递减到较低的位置,政府提前发放了5G牌照,再次直线拉升边际收益率。 这是技术革命,尤其是底层技术标准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经典走势图。虽然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规律,但是新技术可以将边际递减曲线右移,一次性拉高投资收益率,实现规模经济。如此,反复波浪式前进,经济持续递增。 预计,5G将开启一个万亿级别的规模市场。 目前,中国已部署了“环江西带”5G示范城市,预计2020年开始投入商用。5G将促进整个通讯电子以及相关产品更新换代,包括主设备、系统集成、基站天线及射频器件、小基站、光纤光缆、各类电子产品,以及智能汽车、智能医疗等。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5G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产业链投资机会分析报告》数据显示: … Read more垃圾分类、5G、“国六”、城市更新的经济账

东北为什么没有夜经济?

凭借着在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以及提升城市形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夜间经济正受到各方的青睐,并被视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力。 尤其是进入2019年以来,不少城市纷纷制定或出台了相关政策,致力于点亮“夜的黑”。 例如,北京提出,每个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最高可获支持500万元,每个深夜食堂门店最高可获支持50万元;上海出台了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意欲将“魔都”打造成一个“国际范”、“时尚潮”的夜生活集聚区;济南更是用27则条款给“泉城之夜”的打造指明了方向,甚至还特别强调要“成立发展夜间经济领导小组”,并建立“夜间区长和夜生活首席执行官相关制度”;天津、成都等地也有动作。 这当中,似乎并没有东北城市的名字。 一提及“夜间经济”或者“夜生活”,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新天地、南京的秦淮河夫子庙、香港的兰桂坊、澳门的威尼斯人等等,可要是聊到东北三省,相信人们很难将其同夜晚的灯火辉煌与人声鼎沸联系在一起——因为与其他地方相比,东北人的夜生活实在是很乏味。 很多数据可以反映这一现状。例如在2017年,《第一财经周刊》发布了一份名为《知城·夜生活指数》的研究报告,对国内337个城市的夜间生活指数进行了全面的衡量和比较。结果显示,东北三省的36个城市中,只有4个挤进了前100名,还有29个位于200名以后,排名最靠前的沈阳仅排在第33位,哈尔滨则是第66名,而吉林的白城甚至垫底整个榜单;相比之下,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中,有19个处在前100名以内,其中,深圳、广州、佛山和东莞都高居前十名。 这也侧面证明了,东北的夜生活不发达。事实上,倘若一个南方人来到东北住上几天,他很可能会发现,如果附近没有麦当劳或者肯德基,自己想吃个宵夜都无比费劲,更别提出门逛街休闲了。此时,他很大概率会想念家乡热闹非凡的夜市,以及琳琅满目的美食。 许是因为如此,在各个城市发力布局夜间经济的时候,东北显得格外安静。毕竟,没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夜间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东北的夜为什么如此冷清? 首先,当然在于东北自身的先天性因素,那便是温度和纬度。 曾经有人在公开讲话中提到,东北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太冷了。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不少网友调侃道,老天爷才不背这个锅。 但是这话并非一点道理没有,特别是在夜间经济的发展上尤为适用,因为对于东北居民来说,一年中大概有半年的晚上是不爱出门的。 虽说东北夏天的炎热程度与南方相比,并不逊色多少,但冬天着实是冷得令人发指,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有人统计过,沈阳最冷月的平均气温低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哈尔滨最冷月的-19℃平均气温,放眼全球都难觅对手,漠河更是创下了-51.5℃的最低记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东北,比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地区都要冷。 更要命的是,东北冬天持续的周期还很长,这可以从历年的供暖时段中反映出来。通常情况下,辽宁地区的供暖是从当年的11月初到次年的3月底,而黑龙江大部分地区则是10月中旬即开始供暖,并持续到次年4月中下旬。这就意味着,一年中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东北室内外温差达到30度甚至更多。 不仅如此,由于所处纬度的原因,我国北方冬季的白天时长要明显短于南方。以哈尔滨为例,有数据显示,哈尔滨冬至日(12月22日)的日出时间是7点12分,日落时间是15点52分;而同一天的广州,日出时间是7点04分,日落时间则是17点47分。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纵观人类发展史,气候对于经济活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早在农耕时代,温热带地区就是最先发展起来的,四大文明古国的发源地,没有一处是寒冷地带。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温暖的向往可谓是与生俱来,比如赫赫有名的匈奴,之所以与汉朝战事不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想夺取中原,到那个气候温和、物产富饶的地方生活;多年以后,雄踞雪域高原的吐蕃人也对大唐土地虎视眈眈;到了宋代,北方的辽、金、蒙都相继入侵中原,蒙古人更是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元朝;明代以后,位于东北的女真人攻破山海关,统治中原长达三百年之久…… 而今,科技的发达与社会的进步,让生活在东北的人们有了不少抵御寒冬的方法,任窗外北风凛冽、白雪皑皑,室内依旧可以温暖如春,甚至要比华东中南一代大部分地区都要舒适。可一旦走出家门,便是另一个世界。 那么问题来了:在为期半年、天黑得早、且动辄零下十几二十度的寒冬里,身处东北的你是愿意宅在家中靠着暖气看电视呢,还是愿意裹着羽绒服、迎着冷风在黑夜中寻觅一处可以撸串喝酒的地方呢?

那个微信问“在吗”的人,被我拉黑了

前两天,外出旅游的我刚回家就收到一条微信: “在吗?”一位老家同学问道, 我等着她说出下面的字,可是…… 没有可是——她结束了。 于是,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回吧,不清楚对方目的,万一是找我借钱,我该怎么拒绝? 不回,似乎显得不礼貌,毕竟过会儿还要发旅游的美照到朋友圈。 我强忍着当晚没有晒图,熬到了第二天早上,回了一句:“在的,找我什么事?” 可到了下午才收到她的回信:“不好意思,刚看到,本来想问你个事情的。”  但……还是没有说具体要干啥。 见她还是没说什么事,我也就装傻,当晚不紧不慢地回了对方:“要问什么呢?” 内心忐忑,可千万不要是借钱。 次日中午,她回到:“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想问问你,前两天你朋友圈发的那个耳环真好看,在哪里买的?” 当时,我就想把她立马拉黑——废话那么多,干嘛不直说。 一个人情商高不高,就看他能不能尊重别人的时间。 情商低的人,总是把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断断续续讲个好几天。 我时间太贵,不想被你浪费 都说投资界流传着一个规则:你只有三分钟向投资人介绍你的项目。 是否合作,只给你一趟电梯的时间——从一楼到顶楼,创业者必须紧紧抓住仅有的时间打动投资人。 因为每个优秀的投资人每天要见太多的项目,时间对他们来说尤为宝贵。 即使再好的项目,如果不能在有限时间内让他们感兴趣,都注定失去被投资的机会。  那么这就要求创业者必须集中精力,说话不拖泥带水,简明精炼,直击重点,最大限度节省沟通成本,亮出王牌,打动投资人。  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客户服务工作,每天要接很多咨询电话,但我发现能够把自己想问的问题描述清楚的人,并不多。  刚开始我还很耐心地听对方讲前因后果,给予积极的回应,甚至和他们聊家长里短。  但随着接的电话多了,越发感到手里的事情做不完,于是特别希望对方不要啰嗦,最好直入正题。 几次下来,那些废话连篇的人直接被我以类似“马上要开会”,“领导在找我,稍后回您”等各种借口打断。 为啥? 因为多听他们一句唠叨,就意味着我得多加一会儿班;多陪他们闲聊几句,就意味着我得少陪孩子几分;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白天忙事业,晚上为家庭;越来越觉得时间不够用,越来越觉得生命宝贵。 时间就是金钱,没有人有义务牺牲宝贵的财富去取悦无关紧要的人。 层次太低,要么目中无人 浪费你时间的人,要么是真的层次太低不懂社交; 要么是目中无人不把你当回事。 前者,说明你们的时间颗粒度截然不同。后者,说明他在贪婪地索取你身上的价值。 什么是时间颗粒度? 简单来说,就是管理时间的基本单位。据说,王健林的时间颗粒度是15分钟。 也就是说,王健林会以15分钟为单位安排自己的行程,可能15分钟前还在参观工厂,15分钟后就在开会,再过15分钟奔赴机场。  而比尔·盖茨更恐怖,据说其时间颗粒度被碾压到了五分钟,这意味着他可能五分钟就会变换一个场景,甚至连参加会议的进入、握手、讲话、离开的每一个环节都精确到秒来安排。 这足以说明,一个人越是优秀,时间颗粒度划分越是精细。 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时间颗粒度,日常交往起来必然有不同的感受。 你说自己有条不紊,雷厉风行,他却看你急不可待,不知享受。 其实并非你们水火不容,而是时间颗粒度差距太大。 至于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人,你便是他心中的出气筒,垃圾箱,他总是把自己的舒服放在首要地位,把你的劳动和付出视为理所应当。 骨子里不把你的时间当作时间。 就像职场中那些不懂拒绝的“老好人”,总是被别人呼来唤去,处理各种同事不愿意搭理的琐事,到头来自己的事情做不完,别人的事情做了人家也不领情,长期如此,永远得不到成长,在低价值的事情上耗尽自己。 智慧的人懂得拿捏轻重,彼此尊重 仔细想想,位高权重的人多是说话简洁、一针见血。  我以前去拜访过一位知名医院的院长,进去后对方第一句话便是:有什么事?丝毫没有寒暄。 在说明来意后,他直接让我和下属对接,三言两语就向下属交待了重点,整个过程干脆利落。 一场会面只用了5分钟,但比起过往那些虚情假意的官话来得高效迅速。  所以,不要怪大人物冷漠,其实人家见多识广,比你分得清轻重; 不要埋怨生意人刻薄,其实人家精打细算,比你掂得准利益。 时间就是生命。没有人有责任为你的鸡毛蒜皮浪费他创造更多价值的机会。 身处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每天我们都接收很多信息,看到很多机会,我们既不希望他人无视自己的时间,也不希望自己掉入时间陷阱的泥潭。 最后,请你记住:宁可用钱买时间,也不要用时间换钱。 … Read more那个微信问“在吗”的人,被我拉黑了

中国音乐创作水平的问题,不只是个人问题

虽然数据上看,中国音乐市场形势一片大好,但我现在在微博上发点啥相关内容,都得三思而行。 因为但凡帮中国音乐说点好话,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唱反调,搞得我感觉自己就是一枚中国音乐的“无脑吹”。(如果非要给我一个标签,我比较想做“暖男”) 观察网上的言论,不好看中国音乐的观点,来来回回都是那些:抖×热歌当道啦,原创歌曲烂啦,排行榜上都是臭鱼烂虾啦,中国人不喜欢音乐啦……等等。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尊重所有意见,在此,只是想聊聊自己的看法。 1.市场好,作品才有可能更好 数据只能部分说明市场的趋势,证明不了音乐品质的好坏。 但是,我始终认为,市场好,大环境好,消费活跃,整体上的作品质量才有提高的空间。 流行音乐从来就是一门生意,只有在一个良性运转的市场中,流行音乐才能欣欣向荣。 产值增长不一定就是“良性”的,但不增长甚至负增长,一定不是“良性”的。 对于个体来说,才华和投入未必成正比,但对于产业来说,投入和产出一定成正比:只有不断的高投入,才有可能提高产品质量。只有看到收入的机会,才会有更多人投入到这个行业中来。行业才会有活力,从而驱动内容生产的不断提升。  中国音乐市场,现在就处于一个上升期,一个大家看得到机会所以愿意投入的阶段,哪怕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是发展中的问题,没准还是出海的前兆。 2.创作水平问题,不只是个人问题 前一阵发过一篇文章,底下有朋友留言说,“底层普通创作,需要的是提高工业水准。” 我同意。 曾经有个唱片公司的朋友抱怨,他们也想做好唱片,可收上来的demo都挑不出好歌。 是这样。 也许我们的歌手或者创作者相比欧美,只能做到7分,但企宣做到7分了?经纪人做到7分了吗?录音制作做到7分了吗?公司运营做到7分了吗?艺人培训做到7分了吗?媒体传播做到7分了吗?音乐平台做到7分了吗?供歌手们挑选的demo做到7分了吗?版权保护做到7分了吗?大众审美有7分吗? 3.中国的音乐市场,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 从小到大,关于流行音乐,我所接触到的信息,很多都是“西方视角”。人家怎么怎么样,我们不怎么怎么样,所以就不怎么样。 包括我自己,都免不了会受影响。 然而,如果完全用西方标准来要求中国音乐,沮丧是难免的:人家的节奏音乐玩出各种花样来了,我们还在唱苦情歌;人家的摇滚乐那么牛×,我们还停留在临摹阶段;人家的歌词都是各种真情实感,我们都是各种文字游戏;人家新人新秀蜂拥而出,我们都在听抖×热歌…… 4.音乐回归大众生活才是真的好 怎样算好歌?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非常的纠结。 而且,好歌多不多,已经成为一些朋友判断市场好不好的标准。中国音乐不行,行业数据再好也不行,因为好歌太少。 在我看来,中国音乐市场内容品质判断的意义,只能是针对提高工业化水平,对于个体消费者来说,在这个时代,意义不大。  因为,如果一个人如果不拘泥于排行榜、不拘泥于曲风、不拘泥于语言、不拘泥于平台,网上可以听到的好歌、好音乐太多了。

苹果越来越有钱,手机却越来越乏味,让我们重新谈谈设计

对于苹果,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弗已经失去了“孩童时期的兴奋”。他将于今年内离职,并建立自己的独立设计公司“LoveFrom”。 今年是他在苹果工作的第27年,也是乔布斯离开的第8年。乔布斯去世后,外界对苹果的评价趋向于,越来越少谈设计,越来越多谈股价。毕竟,它是史上第一家市值破万亿美元的公司。 苹果越来越有钱,我们的手机却越来越乏味。折叠屏?刘海屏?曲面屏?这些暂时还只能让科技博主和科技记者感到兴奋,而无法激发普罗大众产生“机不可失”的冲动。 而手机,早就不仅仅是一部机器,几乎成为了我们身体“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定义了这一切的,很大程度上是苹果,是iPhone背后的史蒂夫·乔布斯和乔纳森·艾弗。 所以,设计,让我们来继续谈一谈设计,和即将离开的艾弗。 “纯粹”的设计原则 比起乔布斯,在美国之外的市场,乔纳森·艾弗这个名字也许没有那么响亮。毕竟,就连艾弗自己也抱怨过,“当乔布斯把设计的功劳归于自己的时候”,“当媒体文章说苹果的创新全部仰仗乔布斯”,艾弗感到备受打击和费力不讨好。 尽管如此,艾弗和乔布斯共同工作了十五年。乔布斯的妻子评价其为“在史蒂夫的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被替代的,唯独乔尼不是。”乔布斯对艾弗的评价则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理解苹果公司的核心理念。乔尼是我在公司里的‘精神伴侣’”。 这种相互理解建立的基础,则是二人在“设计原则”上的一致认同。 “我们的想法很一致,就是如何让我们的产品看起来纯粹且浑然天成。” “今天,苹果要重新发明手机。”2007年,乔布斯发布初代iPhone时如是说道。“它是一部手机,一个ipod ,一个卓越的互联网设备。” 而艾弗,贡献了其中多点触控和“无边际泳池”屏幕的创意,重新定义了手机应该是什么样子。 当时艾弗的设计团队正在为MacBook Pro的触控板研发多点触控输入技术,他们多方实验,希望把这种技术用于电脑屏幕。乔布斯意识到这个创意非常好,可以用来解决手机界面的问题。于是乔布斯暂时搁置了平板电脑的研发,将多点触控技术用于手机屏幕上。 “无边际泳池”的比喻,“就是让大家在心里完全明白屏幕的重要性,我们想要开发一款以屏幕为特色的产品,以屏幕为重中之重。” iPhone最初设计是将玻璃屏幕嵌入铝合金外壳。这一设计“金属外壳和屏幕并重。整个设备感觉太男性化,太注重效能,是一款任务驱动型产品。”曾经9个月的设计从零开始。新的设计中,手机的正面完全是金刚玻璃,一直延伸到边缘,与薄薄的不锈钢斜边无缝连接。艾弗坚持了“手机的每个零件似乎都是为了屏幕而服务。新设计的外观简朴而亲切,让人忍不住想要抚摸。”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简洁? 有一次,艾弗坐在他的设计工作室里,向乔布斯表达了他对“简洁”的看法:“为什么我们认为简单就是好?因为对于一个有形的产品来说,我们喜欢那种控制它们的感觉。要想获得简洁,你就必须要挖得足够深。打个比方, 如果你是为了在产品上不装螺丝钉,那你最后可能会造出一个极其烦琐复杂的东西。更好的方式是更深刻地理解“简洁”一词,理解它的每一个部分,以及它是如何制造的。你必须深刻地把握产品的精髓,从而判断出哪些不重要的部件是可以拿掉的。” 初代iPhone发布之前,手机市场是微软、塞班的天下。智能手机有触控笔和键盘,用户想在手机上实现各种功能,要经过诸多繁琐步骤。而iPhone去除了一切冗余,专注于屏幕,让6岁的孩子也能凭直觉使用,实现“控制它们的感觉”。 AirPods等配件也是如此。“大多数产品都是在发布时人气达到最高,之后持续走低。而AirPods的人气却在发布后的两年半内持续走高,搜索率比发布时涨了10倍。” B站数码区Up主“老师好我叫何同学”在测评视频中如是评价。“对此最为合理的解释是,AirPods凭借自己优秀的使用体验,在人群中形成了口碑效应,不断发酵成为爆款。” 或许AirPods用起来平平淡淡,长得也就像剪掉了线的EarPods,但这恰恰是艾弗设计理念的体现。“很多人都把设计看作一种有力的区别手段,能将自己的产品与其他产品相区别,我实在讨厌那种观点。那只是以企业为本,而不是以消费者和人为本。”艾弗曾表示。

程序员如何看待 Libra 源码?GitHub 上质疑多于肯定

Facebook 发布加密货币 Libra 白皮书已过去两周,作为一个开源项目,Libra 的源代码也被发布在了知名开源社区及代码托管库 Github 上。虽然代码发布的时间并不算长,但鉴于社交网络巨头 Facebook 的影响力,已经吸引了大量加密社区评论者和程序员的关注。 Libra 加密货币目前是由“Libra 协会”治理,而且也是从 Facebook 中分拆出来运营的一个独立组织。截至目前,Github 上的 Libra 项目已经被近 10,000 名用户“保存”或“加星标”,也代表了早期开源参与者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很大。此外,Github 上迄今已经创建了 1000 多个 Libra 代码克隆库,可以让那些程序员和“准程序员”们能够坐下来仔细研究 Libra 的代码。 实际上,一些已经使用过 Libra 代码的程序员已经发现其中“借鉴”了不少其他加密货币(比如比特币)系统中的功能,比如为区块验证人开放网络访问等。更重要的是,程序员们从 Libra源代码里发现这个加密货币项目似乎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么“认真”。 Mikko Ohtamaa 创造了一个所谓“Libra Classic”的克隆项目,他表示 Facebook 在 Github 上发布的 Libra 源代码可能只是一个“投饵”,只是想看看社区的反应而已。 加密货币初创公司 Radix DLT 首席产品官 Albert Castellana 评论道: “到目前为止,程序员们还没有在 Github 上针对 Libra 项目提交真正的代码缺陷,他们现在发现的主要问题要么是与代码构建有关,要么就是一些代码拼写错误。当然,还有一些批评者指出 Libra 不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解决方案。” 为了能够支持这个最新的全球金融支付系统,Libra … Read more程序员如何看待 Libra 源码?GitHub 上质疑多于肯定

投资电竞俱乐部是个好生意吗?

6月20日,2019全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暨腾讯电竞年度发布在海南召开,在这次发布会上,腾讯拿出来一揽子的电竞发展规划。当然最重量级的消息,就是加强和海南的合作,在电竞+城市领域做更多的探索,同时,也宣布了《和平精英》电竞赛事的最新进展。 据了解,《和平精英》将建立包括全球总决赛、职业联赛、城市公开赛、大众化赛事、全场景赛事在内的细分赛事体系,并将重点赛事落地区域城市,匹配地方需求,与城市共同融合成长,助力打造电竞城市新名片——应该说,无论是各城市对于电竞的认可和支持,以及腾讯的发力,电竞产业在2019年都是欣欣向荣。 在稍早之前的5月份,英雄联盟老牌劲旅Snake于北京李宁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更名为李宁电子竞技俱乐部,简称LNG。而这,也代表着传统的体育品牌对于电子竞技的认可,同时对于爆发中的电竞市场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对于电竞的品牌化和商业化也是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据读娱君了解,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很多品牌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在电竞领域也早有布局: 2017年初,苏宁投资TBG俱乐部,更名为SNG战队;2017年5月份,京东投资成立电竞运营子公司,收购原LPL队伍QG战队与LSPL(英雄联盟甲级联赛)队伍NON;2017年12月份,B站组建BLG战队,今年10月份成立电竞公司;2018年3月份,新浪正式成立微博电子竞技俱乐部…… 可以说,乘风而起的电竞赛事热和电竞俱乐部的被追捧,让游戏开发商赚的盆满钵满,但与此同时,很多电竞从业者却一肚子苦水,有业者就对读娱君表示,虽然近年整体环境大好,但经营一家电竞俱乐部仍然是相当困难的,电竞行业不仅两极分化严重,而且还存在和传统职业体育赛事一样的诸多桎梏。 那么,在国内投资电竞俱乐部究竟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用爱发电,或许是许多电竞俱乐部的真实写照。  一些能够参与到顶级赛事的电竞俱乐部毫无疑问是“金光闪闪”的。以最受欢迎的英雄联盟的LPI的席位为例,一度被传价格高达5000万左右;B站拿下的《守望先锋》的OWL的席位也被传花费了数千万美金,而虎牙也一直被传也要拿下一个OWL的席位……IG和RNG等俱乐部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不仅粉丝多而且赞助品牌也相当之多,应该说,顶级电竞俱乐部的商业化潜力十足。 在此同时,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多数电竞俱乐部的经营表现只能说一般。根据数据统计网站Esports Earnings给出了2018年奖金收入最高的十家俱乐部,这份榜单几乎被DOTA2强队给占据,而且,只有一家来自中国的电竞战队也就是在S8夺冠的IG排到了第10名,其他都是清一色的欧美电竞俱乐部。 之后,在各个赛事成绩不错甚至参与到国际赛事的绝地求生俱乐部也是有着剧烈的变化,除了之前提到的VC委身4AM之外,另外一支流量战队17战队和林俊杰投资的SMG战队合并,而ARK战队也和CL战队合并买了OST俱乐部……快速的变化透露的信号其实很简单,《绝地求生》的联赛虽然热闹,但俱乐部的经营确实乏善可陈,单纯依赖比赛很难赢得商业的成功。  事实上,参与到《绝地求生》的各次级赛事的战队很多,各个次级赛事的参与战队数量有数百家,虽然对于资质有一些要求,但能够进入到常规联赛的成本仍然不是每一家都能负担起的,所以每个赛事都会出现卖名额的现象存在。毕竟,如果参与到吃鸡的线下联赛中,俱乐部或者战队必须长期驻扎在上海,这个成本也不是每一家都能承担的——而作为《绝地求生》俱乐部最大块收入的直播收入,也集中于少数的顶尖俱乐部和选手上,更多的吃鸡选手和俱乐部的直播收入据说也就是一个月一万人民币左右。 所以说,吃鸡和其他电竞领域一样,不仅比二八原则更残酷,资源也更集中于优质资源上,这也是韦神创办的4AM的价值所在,虽然成绩起伏不定,但有流量有粉丝,也有厂商追捧,直播平台更是对其趋之若鹜了。 从这点上来说,电竞行业的残酷性要比其他的行业大很多,毕竟,当你大学毕业刚刚开始进入职场的年龄段,正是电竞选手开始下滑或者退役的时候,如果没有拿到一份大额的直播合同,前途相当黯淡。

珠三角不缺工业机器人,但缺“人”

他在调研和培训过程中发现,工业机器人的人才需求缺口巨大,而且平均月薪过万并非难事。对中国千万技术工人来说,这是一份闪闪发光的职业,但“机器换人”背后的专业人才短缺,依旧是个问题。 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和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广东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各级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促进机器人产业发展。 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广东省拥有机器人制造重点企业156家,全省工业机器人产量20662台,同比增长50.2%,占全国产量的16%,保有量约8万台。 例如在东莞市,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企业申报“机器换人”专项资金项目共2698个,财政总投资约386亿元,新增设备仪器76315台,项目数和投资额均系广东省第一。 但是, “机器换人”存在限制,除了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之外,高素质的劳动力甚为关键。 如果缺乏有经验、有学习和创造能力的技术人才从事设计、编程、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工作,“机器换人”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资本替代劳动将得不偿失。 这意味着从“世界工厂”向“智能制造”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要求经济增长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赖人力资本红利。 转型不易,工业机器人产业链上的企业大多感同身受。 一些应用企业试图专门招聘一些工程师,管理维护现有的工业机器人生产线,但两三个月后,大多数人选择离职。他们选择跳槽到集成企业就业,不仅工资更高,而且可以学习各个行业机器人的设计应用方法。 可以说,不管对于集成企业来说,还是对于购买并使用这些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企业而言,专业工程师都是稀缺资源。在工业机器人集成企业中甚至有一种玩笑说法,叫“买机器人,送工程师”。 广东顺德的一家智能制造集成企业正面临这样的问题,这家公司的客户主要是资产规模在10-15亿元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该公司在向应用企业出售一些自动化生产线项目时,还要在设计、调试的生产线过程中,派遣自家工程师培训客户的技术人员。经常出现的状况是,在项目交付后,客户的技术人员没有学会或者学了一半就离职了。 短期培训难见效果是因为,操作维护设备的初级技术并不复杂,但涉及工业机器人的编程、电气等专业技术,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期积累,但大多数制造业技能工人无法达标。 这家集成企业派驻的工程师撤不回来,以至于后续项目出现工程师短缺问题。而且,其他客户还在不断向集成企业求助,要求派驻技术人员。 据此,工业机器人专业人才培训成为一个新兴行业。 这家公司最初是一家总部位于杭州的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企业,2015年开始转型做工业机器人行业的人才培养,定位是中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要求参加培训的学员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机电相关专业。 这里的培训讲师大都具有十年以上行业从业经验,在实际项目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源,使得教学更贴近真实的安装调试现场,而培训所用的设备也更符合行业应用主流。 培训的课程设置分为初、中、高三级,从基础的操作编程和自动化元器件介绍开始,接着是可编程控制器(PLC)编程,再之后是机器人维护维修、机器人控制系统与离线编程、机器人视觉应用、机器人焊接应用(因为50%的机器人是做焊接的),最后是集成项目调试。 整个培训的思路是先多练习工业机器人单体的操作,接着学习的重点是机器人工作站的安装与调试,最后是整条生产线的安装与调试。 由于机器人技术培训学院联合了国内多所高校、多家集成企业以及机器人本体公司研发出一套认证体系,在培训最后,学员需要参加考试,通过考试的将被授予“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调试维修)”证书。 这是一个行业自发建立、共同认可的职业资质认证体系,黄洪顺利拿到证书。 但对企业来说,需要的是有经验、能够立刻上手工作的技能工人,因为工业机器人被用在不同的产品线上,不同产品有不同要求,工人还需要适应工厂的实际应用场景。 培训帮助工人在工业机器人行业入门,系统化的理论讲解和实践操作,但也仅能让他们达到企业对操作工人成长预期的基本要求——在半年或一年内不断积累项目经验,达到熟练程度。 专业人才缺口与高端制造迭代 尽管相关培养行业已经出现,但由于工业机器人属于新兴领域,专业化及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工业机器人设计编程、安装调试、维修维护等相关经验和技能的专业技术工人依旧匮乏。 有研究指出,2015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装机容量已经达到约 26 万台,但当年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高职毕业生只有 165人。 又根据工信部的的发展规划,到2020年,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将达到100万台,大概需要20万工业机器人应用相关从业人员,由此可见工业机器人行业技能工人的需求巨大。 从供给侧来看,技能工人的培养培训数量远达不到实际所需。 一位在机器人供应商工作十年的工程师在媒体采访中表示,“我给工人培训时明确跟他们讲,学会自动化编程,月薪过万没问题。这种人才很紧缺,(企业间)基本上都是互相挖角。” 随着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大力发展,为适应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越来越多中高等职业院校、甚至大学本科开始开设与工业机器人相关的专业培养应用型与研发型人才。 2015年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明确了“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2016年,全国共有240所高职院校开设了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而在广东省,目前已有30多所,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学校陆续开设这一专业。 根据测算,如果开设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高职院校保持在300所的规模,每年将会培养3.3万人,基本可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为了应对和解决我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发展问题,政府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提出了“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着力提升产业工人的技能素质的要求,并强调农民工是培育技术人才队伍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技能水平的形成与提升对缓解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时期的技能短缺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得益于健全的产业门类与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中国制造是全球生产网络里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国超市38年简史:如何在沃尔玛、家乐福的压迫下成长?

作为欧洲最大零售商、世界第二大零售连锁集团、大卖场业态的开创者,“家乐福”可能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以“卖身”的方式登上头条。 6月23日晚间,苏宁易购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宁国际拟出资48亿元人民币收购家乐福中国80%股份。交易完成后,苏宁易购将成为家乐福中国控股股东,家乐福集团持股比例降至20%。 作为与沃尔玛并列全球商超两大巨头之一的家乐福,1995年将大陆首家门店落地北京,开创外资商超先河,并一度领衔中国市场占有率冠军多年。 在本世纪头十年门店规模的快速扩张与销售业绩的持续增长后,诸如家乐福、沃尔玛等国际零售巨头开始触到瓶颈,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围剿,同时被自己的“学生们”——以永辉、物美为代表的国内超市追赶上并超越。 2007年,中国连锁超市十强榜单中,外资超市占据半壁江山;十年之后,2017年的十强榜单中,只剩下沃尔玛、家乐福和麦德龙。 沿袭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仍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过去的“三尺柜台”不同,当时,友谊商店商城专门辟出一个角落提供给顾客用于自选自拣商品,所售商品多为进口的高档货。  友谊商店超市开张的当天,广州人蜂拥而至,踏破门槛,即便知道需要外汇券才能购买物品,很多人只能看不能买,也难挡住市民们的热情。 那个时候的友谊商店的销量可是现在的自选商场都不能比的。常常商品刚刚上架就一下子卖光了,一边补货一边就又缺货了。这种“自选式”超市一举成为了当时的潮流,也让很多广州人第一次认识奢侈品,接触高级百货。 当时的顾客尚未养成在超市购物的习惯,往往随意拆开包装,或是未付款直接品尝,甚至频频出现偷盗行为,这家超市终因防盗不利、物品损耗率过高,而不得不关门歇业。 1984年,北京首家超市——四季青蔬菜自选市场在海淀中关村开业。这是全国首家蔬菜超市,主要经营自选蔬菜、副食品等,但开业不久就暴露出许多问题,当时的自选商场照搬国外营销模式,对蔬菜、副食品等进行包装销售,这样一来就失去了价格优势,况且那时的人们还不太习惯去超市买菜,仅靠销售蔬菜难以为继。不到一年的时间,超市亏损额就高达23万元。 早期自选商场遭遇水土不服在所难免,但这种全新的购物方式已经悄然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这里没有了传统的“三尺柜台”,顾客可以亲手从货架上选购商品,出门再付款结账。受此影响,全国各地超市如雨后春笋相继涌现。 1984上海粮油食品自选商场开业,这家商场营业面积400多平方米,已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超级市场,也是上海最早的超市之一。 政策的支持开启了外资商超中国布局的第一波浪潮。 1999年,法国人施荣乐被家乐福从台湾市场转调至征战中国大陆,在其任职7年时间里,家乐福共计开店81家。尤其是2003至2006年的3年间,家乐福门店数以每年16家的速度递增。2004—2010年期间新增的门店数就达到141家,是前九年所开门店的三倍多,覆盖领域也从2004年之前的14个省区拓展至23个省份。这也使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家乐福在外资零售始终保持门店数第一,成为中国市场上名副其实的大卖场巨头。 家乐福作为大卖场业态的首创者,在征服中国消费者的同时,也为中国最早一批零售商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行业内都在向家乐福学习,并且开始挖角家乐福的管理人员。家乐福当时被誉为零售界的“黄埔军校”。